冯雪峰与“左联”初期的几份刊物

冯雪峰与“左联”初期的几份刊物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诗人、作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原名冯福春,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文英、何丹仁、吕克玉等。他下过田,教过书,与潘谟华、汪静之等组织过“湖畔诗社”。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中毅然加入中国,而后开始了他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奔波操劳的一生。从上海到瑞金到延安复到上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住过的上饶集中营,领导过左翼文化战线,做过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保存过方志敏烈士从狱中送出的遗稿《可爱的中国》,找到了流落上海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并托人将其带往法国转送苏联入学深造;派人护送斯诺前往延安采访,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把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始末第一次向全世界进行了准确而系统的报道……

1929年10月,冯雪峰接受党组织委托,找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一事。任务是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直接下达的,冯雪峰一直清楚地记着当时所谈的两点内容:“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去同鲁迅商谈的经过,他也记得很清楚:“鲁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二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冯雪峰《1928至1936年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零碎参考材料》)

鲁迅接过了帅旗,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学阵营即将诞生。从这里出发,冯雪峰密切配合鲁迅,开始了他对“左联”工作的倾心投入:他与冯乃超共同起草“左联”纲领,他化名“王黎民”为鲁迅整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著名讲话;他同王学文一起主持“左联”与“社联”合办的“暑期补习班”,他又受“左联”、“社联”委托与王学文一起创办“现代学艺讲习所”;他为瞿秋白与鲁迅与“左联”牵线搭桥,他推荐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他帮助丁玲筹办《北斗》,他在瞿秋白指导下为“左联”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特别是“左联”初期创办的一系列刊物,更是不论其编者行列中是否写有他的姓名,都毫无例外地浸透着他的心血与汗水。请看:

1929年11月,冯雪峰开始编辑《萌芽月刊》,目的是为即将诞生的“左联”搭建一个出场亮相的舞台。后来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著名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刊登在该刊第3期上。可以说,《萌芽月刊》是“左联”的第一份没有明确为“机关刊”的“机关刊”。

《萌芽月刊》,月刊。1930年1月1日创刊。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魏金枝助编。光华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同年5月1日出至第5期被查禁,6月1日的第6期改名《新地月刊》,改署新地社编辑,上海新地月刊社印行,仅出1期又被查禁。……创刊号卷末有《编者附记》云:“《萌芽月刊》是杂志,在内容方面不能不‘杂’。同时又不得不受种种的限制——除出现今状况的束缚,不能言所欲言,译所欲译的以外,还有同人等——著译者们自身的限制,就是人手不多,能力薄弱,又因为出身的社会层和生活的关系,无论思想或见闻或技能都不得不偏限于一方。所以《萌芽月刊》上的文章,除出‘杂’以外,一方面又不能免于或一的偏形。这被限定的我们底努力,在第一卷内,为主的是朝着这三方面:翻译和绍介,创作,评论。”

该刊由萌芽社主办,主要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等国进步文艺,创作和评论并重,设有小说、剧、诗、散文诗、随笔、社会杂观、杂记、评论、研究、绍介、论文等栏目。鲁迅发表了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溃灭》译文连载,《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流氓的变迁》《“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作品。主要作品有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魏金枝的《奶妈》等小说。此外还有夏衍、张天翼、楼适夷、殷夫等撰稿人。

1930年3月,冯雪峰一边编辑《萌芽月刊》,一边着手协助鲁迅等筹办《巴尔底山》。据沈松泉回忆:“关于《巴尔底山》出版事务,都是冯雪峰来和我联系的。每期的稿子由雪峰送来,每期的清校样由雪峰带去经校对签字后又送回来。刊物不给稿费和编辑费……因为这是一种政治性的刊物,在出版之前就估计到销路不会很多,而且随时有被禁止出版的可能……”

《巴尔底山》,旬刊。1930年4月11日创刊。鲁迅、朱镜我、李一氓等编辑。巴尔底山社印行。出版地上海。同年5月21日终刊,共出5期……创刊号卷末有《编辑后记》云:“这文化领域内的巴尔底山队,总算已经组成基本的队伍,可以进出到这阶级的社会战中,为支持一方的战线的一个小小的支队了。”并公布了鲁迅、雪峰、汉年、端先、乃超、白莽、华汉、镜我、柔石等三十人名单。“巴尔底山”是Partisan的音译,意为“袭击队”或“游击队”,由此可见该刊的性质和任务。该刊以杂文和时事短评为形式,评论文化现象与社会思潮。

《巴尔底山》之前,鲁迅、柔石、冯雪峰还筹划过一个刊物——《世界文化》。这是泰东图书局委托编辑的。为此鲁迅等曾受书局之邀,于1930年3月14日往万云楼赴宴商谈。后鲁迅将此刊定名为《世界文化》。冯雪峰在《左翼作家联盟底成立》一文中提到此刊:“联盟正式成立之后,即已开始积极工作,如各研究会均已相继成立,并机关杂志亦不久即可出版,杂志名《世界文化》,代发行所为泰东书局。”

《世界文化》,月刊。1930年9月10日创刊,仅出1期。世界文化月刊社编辑、发行。出版地上海。……创刊号卷末有《编辑后记》云:“它要成功为中国文化领域中的最大无线电台。它报告资本家阶级的残酷的统治(,法斯蒂化),也报告无产阶级的互济运动。它报告中国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也报告世界各国的解放运动。它报告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也报告歪曲,反对,压迫无产阶级文化的各种实情。它报告国内文化上种种组织和建设。”

该刊为“左联”机关刊物。创刊号发表了冯乃超的《左联成立的意义和它的任务》。该期撰稿人还有鲁迅、谷荫、梁平、烈文、刘志清(柔石)等。

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李伟森、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惨遭反动派杀害。“左联”的一切活动,几乎同时被取缔终止,“左联”的“人数从九十多降至十二”(茅盾《关于左联》)。危难之际,冯雪峰挺身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之职。为了揭露屠杀者的罪行,为了鼓舞继起者的斗志,他上任后“第一件事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于是立即写稿,找私人印刷所承印”。“烈士的照片是在冯雪峰的家里印的,报头‘前哨’两字由鲁迅手书后,将两字分开,分别找两处木刻工刻制,然后将这些秘密地运往冯雪峰、楼适宜、江丰等人的家中,一一敲印报头,粘贴照片,与正文装订成册。”(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评传》)刊物虽是秘密发行,却一下子销行了两三千份,犹如长夜弥天时惊雷炸响,其影响为编者们所始料不及。又经史沫特莱、尾崎秀实等传到了国外,“左联”与的斗争,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国际舞台。为了纪念这一革命的合作,鲁迅携家属特邀冯雪峰一家同往阳春馆照相。相片洗出后,又在照片下端亲笔题写了一行小字:“20,四月,1931,上海。”

《前哨》,半月刊。1931年4月25日创刊。鲁迅、冯雪峰编辑。发行者不详。出版地上海。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冯雪峰、楼适夷编辑。上海湖风书店发行。同年11月15日终刊,共出8期。该刊为“左联”机关刊物,发表了“左联”决议、宣言、通告等许多重要文献。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和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刊登被害左翼作家的传略和遗著。

1931年5月初,冯雪峰去给茅盾送刚出版的《前哨》,在茅盾处意外地碰到了瞿秋白。瞿秋白认真地看罢“纪念战死者专号”之后,数日后向冯雪峰表示“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冯雪峰立即向鲁迅报告了这一信息。鲁迅听罢,“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冯雪峰《回忆鲁迅》)此后的“左联”刊物上,就出现了“董龙”、“陈笑锋”、“司马今”、“史铁儿”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生花妙笔,匕首投枪,有力地壮大了“左联”的声势和阵容。

冯雪峰在沟通了鲁迅与瞿秋白的联系,争取到瞿秋白参与“左联”领导之后,又征得组织同意,吸收丁玲加入“左联”,同时把创办一份机关刊物的任务交给了她。冯雪峰告诉丁玲,“现在有的人很红,太暴露,不好出来公开工作”,而丁玲“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指示“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

《北斗》,月刊。民国二十(1931)年九月二十日创刊。丁玲主编,姚蓬子、沈起予助编。湖风书局发行。出版地上海。民国二十一(1932)年七月二十日终刊,共出8期。该刊以文学创作为主,兼顾译文和评论,设有小说、戏剧、诗、小品、世界名著选译、批评与介绍、文艺随笔等栏目。鲁迅发表了《我们不再受骗了》等多篇杂感及《答北斗杂志社问》的重要谈话。该刊还发表了茅盾的《戏剧》、丁玲的《水》等重要作品以及钱杏邨、冯雪峰、夏衍等人的文艺评论。此外还有瞿秋白、白薇、阳翰笙、楼适夷、张天翼、穆木天、叶以群等主要撰稿人。

1931年年底,冯雪峰又与鲁迅一起创办了“左联”另一份机关刊物《十字街头》——一份四开四版的小报,只出版3期即被扼杀。

《十字街头》,半月刊。1931年12月11日创刊。鲁迅主编,冯雪峰助编。发行处不详。出版地上海。1932年1月5日出版的第3期改为旬刊,即被查禁。该刊以刊登杂文和诗歌为主,间有论文。鲁迅发表《沉滓的泛起》《知难行难》《“友邦惊诧”论》等杂文,瞿秋白发表长文《论翻译》。此外还有李太、何明、林瑞精等撰稿人。

上述诸刊,从最早一种出生到最后一种完结,满打满算不过两年时间,每刊平均寿命仅为4个月(如果把《萌芽》与《前哨》的别名《新地》与《文学导报》也计算在内,则每刊的平均寿命只有3个月)。当局对左翼报刊的监禁杀伐之严之烈,由是可见一斑。“左联”的书刊出版事业从一开始就生存在如此严重的之下,却能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究其所以,鲁迅先生的亲执大纛、亲挥长戈自是根本,而冯雪峰的不惮牺牲不辞辛劳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作为鲁迅先生的工作助手,他以卓越的执行能力把鲁迅先生的出版策略付诸实施,从而为初始阶段的“左联”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虽说作为“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早已随岁月逐逝水,但历史却终归不会忘记。他与鲁迅先生一起创办的《萌芽》等刊物,如今都以“文物”之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收藏,它们将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永远诉说着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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